一千多年以前，唐朝著名诗人贺知章以一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唱红大江南北，名传千古，大诗人杜甫紧接着则以一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诗句，再下一城。自此，以归乡为题材的诗作如滚滚江鲫，不胜枚举，进入归乡文体写作的1.0时代。时间进入二十世纪，五四白话文运动应声而起，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类，走上文坛。文学家鲁迅率先挑起了归乡写作的猎猎大旗，在中国文坛相继抛出了《祝福》《故乡》等文学经典之作，开启了近代以来还乡写作的序幕。归乡散文以“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又称“归乡”模式，成为大家习以为常的小说中常见的情节、结构模式。
之后，伴随着中国抗日运动和解放战争的爆发，全民抗战，国将不国，归乡文体的散文写作也进入低潮。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休养生息，经济繁荣，民生稳定，文化对外交往增多，1956年，以《香山红叶》成名的杨朔成为中国散文界的风云人物。之后，杨朔1959年6月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蓬莱，写出了归乡散文《蓬莱仙境》《海市》等名篇，1963年又再次回到家乡居住、访亲采访，写出了《雪浪花》，杨朔提出的“诗化散文”理论，走红散文文坛，成为开一代文风的散文名家。杨朔这一时期的创作，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新中国面貌的崭新变化，劳动群众的精神风貌和高尚品质。语言富有诗意，画面感、镜头感强，能够以一个小切口的对话、片段、场景，提炼出深刻的哲理，形成了“物—人—理”三段式的写作范式，又被称之谓“杨朔模式”。《蓬莱仙境》《海市》《雪浪花》，既是这种模式的代表，又是他在散文创作成就上的升华。
一、作为革命作家的杨朔
杨朔原名杨毓瑨，字莹叔，1913年，生于蓬莱阁脚下的一个农民知识家庭。他的父亲杨清泉是清末秀才，辛亥革命后，曾在蓬莱创办一所女子小学。杨朔六岁时，父亲便因病去世。杨朔幼承家学，三岁即会背诵古诗，七岁入小学堂读书，四五年级时，便写得一手好文章，受到老师、同学的赞誉。杨朔在读书之余，最常流连忘返的便是蓬莱城海边的蓬莱仙阁。那凌空飞起的斗檐、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的题字碑、幻化无测的海市蜃楼、隔岸相望的长山列岛、呼啸而至的浪花、赤脚在海边捡拾圆圆的鹅卵石、用草棍吸引藏在沙滩石洞中的小螃蟹的快乐一幕，都会进入杨朔那甜甜的睡梦当中，给杨朔以无穷的想象。“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吟唱着这高昂奇幻的诗句，迎着远处晚来急的海风，一颗文学的种子，就这样在少年杨朔的童年种下了。小学毕业后，胶东地方军阀连年混战，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杨朔家境贫困，无法继续读书，刚满十六岁的杨朔便随舅父到哈尔滨谋生，在一家英国商人创办的太古洋行当练习生，后来又成为办事员。在工作之余，杨朔一边自学国文和英语，一边受业于李仲都门下，学习古体诗歌，研读中国古典诗文，他的古体诗也常常发表于《国际协报》《五日画报》。在哈尔滨，杨朔清高风雅，纵情诗酒，常与三五好友聚会遣怀，每每现场赋诗，文以自娱，借酒浇愁，号称“四酒徒”。此时他已颇具家国之思，有“万里一身家国泪，百年霜鬓古今情”（《秋兴》）和“于今落魄旧青衫，却向秋风哭故国”之句（《北征》）。
即使这样，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日子，也很快便结束了。“九•一八”事变的枪声惊醒了他的诗人白日梦，日本鬼子的铁蹄踏遍了东北三省。“时常睡到半夜，忽然惊醒，耳边上轰隆轰隆响着敌人的过路坦克”，就像“从胸口碾过”“心都碾碎了”。在困苦中，杨朔结识了地下党方未艾和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运动的杨朴夫（即金伯阳），金伯阳以教杨朔日语为身份掩护从事地下活动，杨朔的石头道街住所也成为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据点。由于与中共地下党员往来频繁，杨朔受到了日本宪兵队的人身威胁，不得不离开哈尔滨南下。1937年春，杨朔离开日伪“康德”统治下的哈尔滨赴上海，一边在上海太古洋行工作，一边拿出历年私蓄和变卖部分家产所得，与先一步抵沪的孙陵以及《作家》月刊主编、翻译家孟十还一起在环龙路106弄6号租下一座楼房，创办了北雁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的《北伐》等进步书籍。
1937年“七七”事变，杨朔毅然辞去太古洋行工作，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9月去武汉，创办文艺刊物《自由中国》。同年末，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赴延安。1939年初春，杨朔以《救亡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到达重庆。在此期间，他满怀对日寇的仇恨和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奋笔疾书，在《光明》周刊、《哨岗》半月刊、《自由中国》、《战斗画报》、《战斗》、《战地》等文艺阵地发表了30多篇通讯和报告文学。这些篇章中，有作者亲历战场硝烟直面中国军队与日寇生死厮杀的震撼（《吴淞口外》）；有对战况的及时报道（《赤湾的夜袭》《江汉风雨》《虎门之战》）；有揭露日军丑陋面目的速写，如《丑恶的屠杀：静海陷落后的一段速写》。这一阶段杨朔的部分报告文学作品结有文集《潼关之夜》，于1939年4月由烽火社出版。从这个时候起，杨朔走上了一生不变的舍生忘死、追寻真理、服务大众、真情不改的革命文学创作道路。
1939年6月18日，杨朔加入了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在团长王礼锡的带领下，与宋之的、葛一虹、杨骚、叶以群等一行13人带着募捐而来的慰问品从重庆出发，经中条山，到达太行山区，深入华北抗日根据地慰问军民、体验战地生活，一路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到达根据地后，杨朔并未随团返回，而是留下参加了八路军，作为部队的随军记者随部队转战于山西、河北一带。1942年，杨朔再赴延安，这一阶段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多表现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和斗争，如表现八路军英勇善战的《铁骑兵》《赶集》《七勇士》《文武双状元》等。
这一时期，报告文学成为杨朔最偏爱的文体，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明快、流畅”（杨朔语），还因为此起彼伏的敌我斗争，颠沛流离的生活决定了此时的杨朔无法有太多时间进行精巧的小说构思，而报告文学与现实的贴近、文体的质朴和简洁明快的特点正符合文化宣传的需要，时代和现实促使杨朔选择了报告文学。
除了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之外，杨朔抗战期间还进行了少量的小说创作。《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是杨朔出版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书中描写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生活，该小说于1938年8月11日开始在广州《救亡日报》连载，生活书店本拟当年出版，付排印刷之时，广州沦陷，后拖至1939年8月才正式付梓。它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小说化了的报告文学，杨朔曾自述道：“书里所描述的故事差不多全是曾经发生的事实。这不是简单的新闻纪事文，当然，故事是经过我一番点染，而且小说化了。但是从开始，我便压制着自己的笔尖，不使小说流于夸张。这一点努力，我是一直保持到底的。”
自1942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敌我之间“扫荡”与“反扫荡”反复进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杨朔在《解放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了四篇短篇小说《月黑夜》《大旗》《麦子黄时》和《霜天》。这些小说数量虽少却文笔细致，人物形象生动，情节曲折细腻，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45年底张家口新华书店将这四篇小说结集出版为《大旗》。是年，杨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宣化龙烟铁矿体验生活，创作了反映矿工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红石山》。
1946年秋，杨朔以新华社随军记者身份随晋察冀野战军转战于华北各地，参加清风电、石家庄和平津战役，于戎马倥偬中写下大量通讯报道和短篇小说。抗美援朝时期写出优秀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写出了《香山红叶》《荔枝蜜》等许多的散文名篇。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是杨朔创作的高峰期。1961年，杨朔去日本参加亚非作家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后，回国写出的采风之作《樱花雨》，在四月一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作品记录了作家在日本的一次经历，以与酒店女侍者君子的交谈为主线，作者敏锐地发现君子对驻日美军的不满与抗争，文章通过“托物言志”“以物喻人”写作手法的运用，把驻日美军喻为风雨，把生活在底层的日本民众比喻为风雨中傲然独立的樱花，反映了半个世纪前对外交往和国际风云的变化，作品富有时代感和战斗性、文学性，被毛主席批注为：好文章。因此，1961年，既是散文年，也是杨朔年，杨朔与秦牧、刘白羽一起作为“当代散文三大家”，走入历史，成为当时散文界的标志性人物。历经三十年人生与革命的不懈探寻，杨朔从一名追求政治进步的文学青年转变为诗人、战士、革命者、战地记者，最终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和新中国杰出的散文作家。
二、作为十七年归乡文体散文开创者的杨朔
杨朔是从延安文学时期走出来的一代革命作家，在散文成名之前，他是以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以及报告文学的写作名传文坛。他才情广备，各种文体皆擅。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古诗词，都有涉猎，一生著述超百万字，而且在每一种文体的创作中，都有其收获和代表作，因此，杨朔首先是作为一个文体家存在的。从创作数量上看，杨朔的小说、报告文学创作远超过散文，他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风雨》、中篇《红石山》《望南山》、通讯特写集《潼关之夜》《鸭绿江南北》《万古青春》等都是名噪一时的优秀之作。但是从文学史和经典流传上来看，杨朔的创作成就突出表现在他十七年的散文创作和对散文创作的示范和引领上，他的散文也一度成为时代写作的风向标。杨朔散文的基调是描写新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建设者和军队里的普通一兵，以典型的人物刻画和诗化的描写，让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大众，走入散文和文学史的人物画廊，因此，他的创作又被称为“杨朔模式”，这是杨朔的艺术贡献和戛戛独造。
但是，笔者在经过一番细读和研究后发现，杨朔不仅在诗化散文上居功甚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归乡散文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上也具有探索首创之功。众所周知：以鲁迅为代表的归乡散文文体自《祝福》《故乡》《在酒楼上》发表之后，中国进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新时期。出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需要，散文这种自由灵活、易于运用的写作样式，更适合当“匕首”和“投枪”的文学武器使用，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的延安文艺时期，杂文、报告文学成为当时散文创作的主流。归乡散文在求生存、要解放的时代的大环境面前一度走向式微，就成为一种必然。
新中国成立后，散文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走向十七年时期的创作，是在几起几落中发展起来的。尤其是1957年以后“左”的思想影响给文学创作造成的危害，引起了杨朔的思考。他认为：无产阶级作家应敢于公开宣布，革命文学和革命作家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斗争服务的同时：“作家必须注重作品的艺术性，要有艺术方面的创造。”从1959年起，杨朔始终沉浸在对散文的思想和内容、形式美和语言美的艺术的思考和探寻当中。散文家丁宁在《幽燕诗魂》文章中回忆说：“杨朔的确每时每刻都在寻找诗，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诗的意境之中。”
1959年，杨朔回到自己阔别了29年的故乡蓬莱，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故乡的亲人、童年的伙伴，尤其是家乡解放十多年来发生的山乡巨变，让杨朔的情感和笔端变得更加锋利、浓烈。听闻着蓬莱阁的不息的涛声，和着家乡人亲切的话语，杨朔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先后写出了《蓬莱仙境》《海市》，在散文界引起很大的轰动。1961年，他再次回到家乡，写出了散文名篇《雪浪花》。
杨朔的三篇归乡散文在新中国的散文写作者中，领先将新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建设者和普通一兵，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和群体，进入散文人物写作的主流画廊，让社会普通的劳动者做文章的主角，同时辅以高度的形象浓缩和诗化的写作，文章充满了积极进取的创业奉献精神和爱国主义基调，短小精悍，清新婉约，似歌如画，张力十足，读后让人回味长久。杨朔散文打破了人们长期禁锢的想象的天花板，犹如为新中国的散文写作者打开了一扇窗子，打破了过去描写归乡散文写作“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写作套路，他的归乡散文，既有五四以来白话美文的抒情之美，又具有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散文写作的现实性、典型性和示范意义，从而将五四之后一度沉寂的归乡散文写作，推向了新高度。杨朔的散文写作，这在同时期作家中是少有的，这应该看作是杨朔对散文文体发展的一个贡献。
概而言之，杨朔的归乡散文的写作和探索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让新中国的普通的劳动者、建设者和普通一兵，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和群体，透露出杨朔散文的风情之美、人性之美，并进入散文人物写作的主流画廊，打破了五四散文和延安文艺时期的写作定式，散文从个人自我的内心观照，转向群体和对时代英雄人物和事迹以及普通劳动者的讴歌塑造，杨朔的归乡散文在对普通劳动者的典型塑造上，犹如报春花，无疑是散文上的东风第一枝。作者笔下描绘出的风景人情无不与读者的心灵相通。诸如《蓬莱仙境》中的命运多舛、英年早逝的婀娜姐姐，《海市》中勇敢抗击旧恶势力的渔民老宋，《雪浪花》中永远笑呵呵、不求索取、一心奉献集体的老泰山，都是生活在现实环境中的活生生的普通人，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一呼一吸，他们的命运遭际，仿佛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人、身边事。在古代散文中，大多数文章是贤达志士寄情山水，劳动人民很少走进文章，传之于后世。杨朔散文以平凡的写作视角，将过去归乡散文写作聚焦于个人家事、心灵遣怀、感情抒发的一极，转向了以新中国普通劳动者个体和群像的描写，贯穿在文章中的并非静止的、单线条的个人化体验，而是浓聚了胶东蓬莱一个地域、一个地方先进革命群体的缩影，极大地拓展了当时作家在写作上的表达范围和素材，具有了打动普通人心灵的力量。
其次，在散文的人物描写塑造上，杨朔创造了新中国成立后散文表达的一个新的艺术高峰。众所周知：小说讲究的是刻画典型环境中人物的典型性格，而在散文中，人物描写一般只是截取一个横断面，并不通过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和讲述人物故事的全貌，这是散文在描写人物上与小说的区别。杨朔在散文人物的刻画上，吸取了中国古代散文和绘画艺术的多种表达手段，以白描、写意相结合，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感人，委婉可亲、栩栩如生。尤其是文中人物于平凡生活中展现出的人性之美，晶莹剔透，力透纸背，为中国散文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不可磨灭的人物形象。《蓬莱仙境》中的婀娜表姐，是作者童年时的玩伴。婀娜姐姐自小无父无母，命运跌宕，牵动着读者的心。
“婀娜姐姐出嫁时，我正上学，没能去。听说她嫁的丈夫是个商店的学徒，相貌性情都不错，就是婆婆厉害，常给她气受。又过几年，有一回我到外祖母家去，看见炕上坐着个青年妇女，穿着一身白，衣服边是毛的，显然正带着热孝。她脸色焦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怀里紧紧搂着一个吃奶的男孩子。我几乎认不出这就是先前爱笑爱闹的婀娜姐姐。”
在短短的此段文字中，对婀娜表姐的苦难遭遇，并没有过多的展开。作者只是通过自己幼小时的所观所察，以及与母亲和外祖母的两次对话，通过白描手法的恰当运用，就将婀娜姐姐不幸的人生经历表现得淋漓尽致，直牵人心。《蓬莱仙境》中作者无论走到哪里，对现实世界中婀娜表姐一个底层生活的人物的牵挂、关注，所透露出来的人性之美，直到今天，仍具有跨越时代、打动人心的力量。这远远超出了散文这种文体刻画人物所能包含的容量，是对发展的散文文体的一个巨大贡献。
２.融新闻、特写手法与抒情诗化于一体，通过散文的在场写作与新闻视角的引入对话，增强了散文真实的艺术感染力和文章的可信性，开辟了归乡散文写作的又一个思维空间和通道。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新闻界出现了新新闻主义的写作流派。它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即将文学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新闻写作，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鼓励创作者以主观介入的方式，来揭示事件的真相，而这些新新闻写作者和倡导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的身份都兼具记者和作家的特质。1994年，美国俄勒冈大学设立了“创造性非虚构写作”，从而风靡一时的新新闻主义变身为非虚构写作的前身。无独有偶。杨朔是受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熏陶，在延安学习、生活、体验的作家。在从事散文创作前，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活跃在抗日解放区战场和朝鲜战争前线的，创作了报告文学、战地通讯、长篇小说200多万字。如在《雪浪花》中的开头一节：
几个年轻的姑娘赤着脚，提着裙子，嘻嘻哈哈追着浪花玩。想必是初次认识海……你听她们议论起来了：礁石硬得跟铁差不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是天生的，还是錾子凿的，还是怎的？
“是叫浪花咬的。”一个欢乐的声音从背后插进来。说话的人是个上年纪的渔民，从刚拢岸的渔船跨下来……
有个姑娘听了笑起来：“浪花也没有牙，还会咬？怎么溅到我身上，痛都不痛？咬我一口多有趣。”
老渔民慢条斯理说：“咬你一口就该哭了。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
从几个年轻姑娘嘻嘻哈哈追着浪花玩一段，可以看出这是一群姑娘大海追逐的典型的场景描写，之后，作者通过转述的方式，在文章中巧妙地引入了姑娘之间的一番对话：“你听她们议论起来了：礁石硬得跟铁差不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是天生的，还是錾子凿的，还是怎的？”文中两个连续的疑问句式，牵起了读者的好奇心理和阅读兴趣。正当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之时，仿佛天外之音，“是叫浪花咬的。”一个欢乐的声音从背后插进来。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渔民老泰山出现了。紧接着，又是一番姑娘和老泰山的连环对话，将文章推向了高潮：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老泰山的话语中，对姑娘们的心理分析，一语中的，文中像这样的人物对话，在不到三百字的一节中，连续出现了四次，这种融新闻、特写、环境、细节、对话的综合性描写，扩大了散文的表达手段，显示了杨朔极高的艺术表现力和创造性。
３.诗化语言的巧妙运用，创造了诗化散文的艺术创作理论，扩大了散文写作的语言空间。杨朔的散文从中国古老的散文传统中走来，杨朔的散文一方面承接着唐宋八大家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散文影响，一方面他的散文风格赓续了五四朱自清美文抒情散文艺术传统。二者都是从诗的意境出发，讲究语言的灵动、诗意、别致，以简约、细腻、委婉、清秀的笔致，寄情写意，与托物寄情、物我交融之中创造诗意的境界，以丰富的层次，精巧的谋篇布局，去勾勒意境的跌宕之势，抒发大自然的美景，真情讴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无私奉献、吃苦耐劳的高尚情操。杨朔散文最显著的特色是着力于诗的意境的创造。他曾经说过：“我在写每篇散文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找诗的意境。”
写海市，“海上劈面立起一片从来没见过的山峦，黑苍苍的，像水墨画一样”；写渔船穿梭“仿佛是成群结队翩翩飞舞的白蝴蝶”；写花沟“年年桃花开时，就像那万千朵朝霞落到海岛上来”；写大对虾“大对虾也像乌云似的涌到近海”。作者以诗化的手笔，凝练传神的描写，一系列排比、比喻的运用，让文字跌宕起伏，如歌如画，令人神往。
这样的诗化品格的文字，还突出表现在作品《雪浪花》的一文中：
“西天上正铺着一片金光灿烂的晚霞，把老泰山的脸映得红彤彤的。老人收起磨刀石，放到独轮车上，跟我道了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
这浓墨重彩的诗化文字，不亚于现代电影镜头所拍摄的画面，华丽、宏大而又感人至深，杨朔的大家散文的文笔，仿佛已经具有了穿越时间的力量，老泰山已然伴随着作家的写作走进了中国散文人物画廊的经典。
三、作为散文家的杨朔
杨朔一生尽管身兼多职，涉猎小说、报告文学、通讯、诗歌等多种体裁，但他最终的成就和影响，却是以“十七年文学”中散文三大家的名声和评价载入中国文学史的。在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杨朔以单独的一个章节被评价、被论述。
对于杨朔的散文，共识中也有不同的声音，有褒有贬。褒之的一方不乏名家，如：冰心对杨朔散文如此称赞：“称得上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去怀。”贬之的认为，杨朔散文受“左”的影响问题，把社会生活意识形态化，有的文章脱离现实、结构雷同、思想性差等问题，这些评论亦不乏读书所得、真知灼见之处。但这些都无碍杨朔散文在当代散文读者中的阅读持续走红。20世纪80年代初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杨朔散文《荔枝蜜》《海市》《茶花赋》被选入中学的《语文》课本，杨朔的散文选本以各种形式再度走入大中专院校的图书馆、课堂。在十七年散文中，杨朔的散文不为时间所遮蔽，始终留有余响。有的读者说，读杨朔的散文感到了一种生活的美好，心里面读着敞亮；有的作者认为，中国古老的托物言志的传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永远不会过时。因此，读杨朔的散文是一次再总结、再回顾，深受教益。杨朔是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走出来的诗人作家，然后又投身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他一生深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有着坚持一生不变的创作信念，这就是：坚持文艺为人民的创作导向，坚持文艺要反映现实生活。作家眼中看到的美，除了现实的一面，更是他思想深处能够感受的美。杨朔认为：“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散文可以“当诗一样写”，“涂着时代的色彩，描写人民的斗争、劳动以及人民的思想感情”。这自然关涉到我们在现实创作中如何看待主观创作的真实和艺术呈现的真实二者之间真实的差异性问题。从理论上讲，真理只有一个，真实却是以多面、立体的分布存在的，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表现在文字上，变化参差，不一而足。而从杨朔的创作背景上来看，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的两种创作。前期，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枪林弹雨与炮火中，深入部队一线采访，写出了许多真挚感人、真实性强、画面现场感浓厚的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有力地鼓舞了士气。后期，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写出了《荔枝蜜》《海市》《雪浪花》等文章，有人认为与困难时期和当时的极“左”思潮相比，作家对当时农村的歉收、发生的饥饿现象，避重就轻，在写作上有美化倾向。抛开政治的视角，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艺术表现的真实和现实中的真实毕竟是两个层次、两个方面。
在写作上，杨朔不是一个政策的跟风者，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经受考验、在战争的枪林弹雨中成长、有着极高政治觉悟的作家。他有着从事记者工作的长期经历，是一个在一线冲锋陷阵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即使转业到作家协会以后，他也是以一个机关协会团体的领导身份，认真按照党的标准、党的要求，积极探索从事分管工作的，作为一个作家，他不是一个批评派的作家。一切以党的宣传要求为旨归，必然成为他内在的写作导向和追求，这也可以视为一个革命作家毕生的忠诚，也可以归结出作者对祖国、对人民满怀的热爱，作家能够写出来、能表达的，一定是作者内心所向往的、所希冀的。相比同时期的作家，有的躲进了小楼闺阁，有的弃笔转向，而杨朔始终保持着一个革命者的精神干劲，始终战斗在领导和采访、写作的一线。杨朔在写作上表现的是一个真正的革命作家，品格内守，严于自律，它不因时移事异而改变，风雨无悔，矢志不移，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实的思想基础、勇敢奋斗精神、无私无畏的革命节操。这是杨朔与那些望风定向、利益为上的写作者表现出的最大的不同。
一晃间，五十年过去了。当今天再次回读杨朔这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文字，作为杨朔家乡的文学后辈，我深深地感受到：无论是大浪淘沙，还是时势造英雄。杨朔笔下的文字和人物形象，能够历经五十余年，而不被时代潮流所淹没，深受社会读者和广大写作者的喜爱，并引起评论界的广泛热评，自有文章的肯定、正向、积极之处。这就是，杨朔散文所散发和透露出的风情之美、人性之美，打动了万千读者，这是一个作家写作的生命所在、灵魂所在、一生的追求所在。
杨朔1968年在运动中，吞噬了大把的安眠药去世。1994年，杨朔生前用过的生活用品，在亲属的陪伴下，回归故乡蓬莱紫荆山街道石岛村的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所在。杨朔的衣冠冢中，安放的是一副眼镜盒一支钢笔。在杨朔墓碑的正面刻着：杨朔1910—1968。碑的正文上刻着一段话：愿家乡的热土温暖赤子之心，愿儿子的温暖永远陪伴着母亲。墓碑的后面，刻着朱德总司令赠送给杨朔的一首诗：“北华恢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搏戈能退月，河山换旧血流红。”杨朔墓的前面，是他的母亲柳瑞婍之墓，杨朔在这里终于可以长久地陪伴他的母亲了。
质本洁来还洁去。贯穿杨朔一生创作道路的，正如杨朔的胞弟杨玉玮所言：像一首结构严谨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