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结束活动取回手机，看到芮老（就是 新闻学界舌战群儒、最牛博士答辩的当事人 ）中午的一条圈儿，谈他应邀到隔壁学院参加现象学论坛的观察和感悟。
特别是有感于有些学科的容易听懂和某些学些的听不懂：
比如这个论坛“以现象学作为一以贯之的理论，将其应用于技术、教育、旅游、媒介等具体问题的研究”，这样如果对现象学有一定的了解，自然就能基本听明白其具体研究。
而反观新闻传播学科，往往“只有共同的研究领域，并没有一以贯之的理论，常常是借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尤其是‘’新理论’，这样一来，对于一些运用我们不熟悉理论的研究（不按‘理路’的研究除外），听不懂或许也很自然。”
其中“只有共同的研究领域，并没有一以贯之的理论”，引起了我的兴趣和共鸣。也想起几年前曾在一篇小文里引述过的黄旦老师的话，大意为决定一个学科的不是其研究对象，而是解释视角。但是搜了下文件夹，又没找到。
幸而借助于AI检索工具发现，在 2018年第10期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的 《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一文中，他再次引述了相关表达： “表现一种科学特征的是观点，而不是研究对象。每一门科学都是沿着特定的入射角进入人类生活当中的。”
记性真是不中了。看来好记性还是不如烂笔头。 进一步检索，发现2017年朋友圈里即 曾记过一条：
读秀之，原来是德布雷引述的科学史家的话。
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3-4页
这个观点印象很深，但却记不住具体出处（除了隐约来自黄老师），汗颜啊。
话说回来。循着这个思路，想起很多往事。包括2018年6月底，请黄老师来zzu交流。
当时从机场去宾的馆路上，曾和黄老师聊及：就在此前一两晚的某个小群里，大家聊到政治学、经济学等都有比较明确的核心关键词和理论逻辑，并以此展开。比如前者围绕权力的运行，后者围绕利益形成了理性人、经济人假说。
因而我问黄老师：新闻传播学有没有这样的核心概念与核心逻辑？记得黄老师当时说，他们正在组织这样一个攻关项目。
想来稍后发表的媒介学等就是这种思路的成果吧。不过因为未见相关明确表述，所以其实我一直很期待这个成果。
我自己后来在新闻史、思想史等授课过程中，也曾和同学们聊过这个问题：
如果说政治学、经济学等都有自己的学科逻辑（甚至诞生了很多以某某逻辑为名的著作），那么新闻传播学有没有这样的逻辑？如果有，这个逻辑又是什么？
尽管尝试着和同学们提出过个人的拙见，但我也不敢确信自己的解释就是妥当的。
借着今天芮老有关现象学论坛的感悟，我也再次想起了这个问题：新闻传播学有着怎样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定入射角”（黄老师语）？
或者如芮老的追问：新闻传播学有没有自己一以贯之的理论？
忽然想到，权且记之如上。
又及，刚才有师友说看我朋友圈每天都有很多有意思的发散式思考，或者 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活人感”很强。并感慨：这样的高校老师似乎没以前多了，大家都不怎么发朋友圈了。
其实很惭愧。有时候把朋友圈当日记或者书签用，也有时当第二课堂用。有时候甚至难免D打头那字的味儿太足。不过如能对大家有些许用处，那就还是坚持发吧（圈里有几位其他学科的朋友也是这样）。
另外近日为了重新练笔，有时候也会禁不住把一些感想随手流水账式的记下来。也算一份记录吧。
另附两篇相关小文，谈问题与学科，以及跨学科问题。
旧文新翻||刘宪阁：再说跨学科
边缘人语阁楼边缘语2022年11月2日 06:55河南
前天有朋友分享桑兵老师那篇新闻史笔谈，里面说到在新闻与历史（乃至其他学科）之间跨学科的两难与两便。深夜又有朋友转来几年前的这篇拙作，也是有关跨学科的问题。因为此前有篇小文谈学科焦虑，故而此篇在青年记者发表时，称之为再说跨学科。
再说跨学科
来源：青年记者2016年10月上 作者：刘宪阁
摘要：新闻传播学真正要想有所发展，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在固守学科本体的同时，也要有比较宽松、开阔、开放的视野和心态。
这两天有朋友参加了一个跨学科的论坛。他很感慨：跨学科的研究其实很不容易，尤其是我们眼下的一些专业区分太细。以他所在的法学领域为例，不要说跨学科，就是刑诉和刑法之间，也几乎没什么交流，“这也是极其奇怪的”。这样的困惑，相信其他不少学科的研究者都曾经遇到过。笔者刚转入新闻传播学时，曾就此写过小文，最近又有所感，乃申论之。
供职于某高校新闻学院的一位学者，最近和其他学院的朋友正在合作一篇文章。他开玩笑说：搞不清、也不想搞清自己到底是哪个学科的人。幸亏这位仁兄早已拿到了博士学位，并且已经是教授了，不必担心答辩什么的，否则很可能都毕不了业。因为就学术研究的本来旨趣而言，问题先于学科应无疑义；但在毕业答辩环节，却往往是学科先于问题。也就是说，论题首先必须被合理地归置于某学科分类，否则就很麻烦。实际上也的确不止一次听说这样那样的故事了。比如有做新闻史的硕士生在答辩时，就被问到：你的这篇文章，到底是新闻学，还是历史学？
在扎紧篱笆、固守自己学科边界的同时，新闻传播学也遇到一些新的挑战。比如在眼下比较时髦、也需要跨学科的大数据研究领域，新闻传播学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支撑学科，甚至被称为基础学科。但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宠爱，新闻传播学真的做好准备了吗？有朋友直言：此时的新闻传播学，“就如一个连基本功都还没练到位、但又急切成名的愣头青，被突然推翻到了舞台的中央，一方面兴奋不已，终于等到了这天，另一方面又内心羸弱，真的技艺不精……”从微信“朋友圈”的一众点赞可知，这一判断并非虚语。再如近年谈得比较多的媒介融合、媒体融合。从业界来说，当然有其理由；但就学术研究而言，新闻传播学该怎么做呢？仅限于学科自身内部，显然已经不够，而必须兼具跨学科的视野。
也正是在这多重背景下，经常可以发现关于新闻传播学的身份焦虑。这当然是对当下新闻传播业态以及新闻传播学科现实的一种反应。解决这种焦虑的途径和方法可能有很多种，而注意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显然应为其一。以新闻传播史为例，一些历史学、文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都已经“侵入”，而且有的做得还很不错。比如村田雄二郎教授关于严复和《国闻报》的研究；又如王奇生教授关于新文化是怎么“运动”起来的，以及北伐中的漫画等问题的研究；再如杨奎松教授关于1949年前后《大公报》转型的研究等。此外，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以及社科院文学所几位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拓展新闻传播史、认知网络传播现象等也提出了有趣的见解。而在相关领域，新闻传播学自身能拿得出手的研究，倒不多见（近年受黄旦教授影响的一批年轻学人，正在尝试走出一条报刊/媒介史的新路）。其他如政治传播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曾有政治学的朋友，对国内政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提出剀切的批评。
如何推进新闻传播史、政治传播学等研究？打破学科藩篱显然是必要的。幸运的是，近年这种学科融合的趋势早已存在并有所呈现。比如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乃至其他学科等新进师资，开始流入新闻学院和研究机构，为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科研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可以说，新闻传播学真正要想有所发展，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在固守学科本体的同时，也要有比较宽松、开阔、开放的视野和心态。说到这里，不禁想起前段时间芝加哥大学教授阿伯特在北大的演讲。他谈的原本是学派，但对一个学科也适用。在阿伯特看来，芝大最成功的制度和机构设置，就是那些将学科与学科拉近，但又不让它们过于密切的制度；是那些能对学科安于现状发起挑战但同时又能真正给予支持的设置。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阿伯特说：“学科建设最终不能无视学者的日常工作状态，要把学者们喝咖啡和吃甜点的状态放在心里。因为最终是教学和研究中的日常状态带来了最长久的学术成功。”
旧文新翻‖刘宪阁：问题本身比学科归属更重要
边缘人语阁楼边缘语2022年11月3日 17:34河南
昨天发完《再说跨学科》后，猛然发现回忆有误。这个“再”，并非基于学科焦虑（发表于17年，时间上更晚）；而是基于更早的一篇小文，那是还在做博士后期间的2011年，首发《全球传媒学刊》（网络版和纸质纪念版），其时还是清华的内刊；后公开刊于《青年记者》。现已找出，并重新推送如后。另由此忽然想起前两天热闹的斯人与是人，个人记忆的确可能出错（包括日记和回忆等不断精致化的美化）；当然对这个话题另有看法，兹不赘述。
《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王怡红、胡翼青主编）第三篇即学者自述部分颇有特色，为以往同类著作所少见。通过部分学者对个人学术道路的回顾，从一个比较细微的层面生动具体地呈现了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传播学科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揭示了知识生产与学术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笔者印象最深的，是黄旦和潘忠党两位教授的自述。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一些研究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强调你疆我界的学科藩篱，并对此有所反思。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对新闻传播学界、业界及相关学科和社会发展都很有启发价值。
执教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黄旦教授，最早接触传播学是在1983年。十多年后，他于1995年出版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本书《新闻传播学》，跳出了当时不少人为之苦恼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界限，并尝试将两者有所糅合。博士毕业后赴美访学，在此期间他旁听了一次NCA年会，会议日程让他吃惊不小：“场次之多，论题之杂，学科来源之广，超出想象”。这让他逐渐明白，所谓学科无非是资源竞争的借口，或者个人谋生的编制所在。由此也认识到：就研究而言，不该受限制；“只要提出的问题是传播领域的，用什么理论知识去解决，完全看需要”。特别是后来读到Peters的Speaking into the air，更让他“对传播及学科问题豁然开朗”，好比打通了任督二脉。2005年，他出版了新作《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其中压根看不到所谓传播学和新闻学的人为痕迹和界限。没想到后来研究结项，关于该书的评审意见竟然称新闻专业主义属于新闻学，而非传播学。“言下之意，我的书还不能算是传播学研究，当即被‘雷’倒”。
类似的尴尬，执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也遇到过。早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他就拓展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并逐渐认识到：“学科之间的分野，更多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践划分，而非认识论层面的逻辑划分，因此，学术探讨不必也不应囿于一个被标签固化了的学科”。他后来的研究也正是这样：既不很“人文”，也不够“社科”。基本上是出于兴趣的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可谓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诚如他在自述中所说：既倒腾统计数据，也解读质化观察；既操持“行政研究”的课题，也搬弄“批判理论”的语言。很多因感兴趣而考察的题目，不太容易进行学科归类。其中有哪些可以正经八百地属于“传播学”？他自己也搞不清，有时半开玩笑地调侃说：“我不是个传播学者，也没搞清楚‘传播学’是什么，只是个碰巧有传播学博士学位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但是这么概括依旧无助于将他自己归类，或者帮助别人将他定位。在复旦，曾经有位哥儿们很“愤愤然”地对他说：“原来以为你是做文化研究的，现在看来你很可疑！”
这样的情形，大概还有不少人碰到过。比如我自己，就常被人追问：“你到底研究什么呀？”或者说，“你读的是什么专业呢？”还真不好回答。因为从本科到研究生，我的专业先是从政治学变成了历史学；后来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又转到新闻传播学。表面看来好像很奇怪，完全不搭界嘛；其实种种变迁，无不与自己关注的问题有关。也因此，我非常赞成黄旦和潘忠党的观点，即无须执着于学科本位，或者毋宁说是学科的本质主义。诚如回顾与潘教授等合作完成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特别是其在新闻传播及相关学界的影响时，黄教授所说：好的成果是没有边界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不是学科的不同，“而是学术水平、理念和理解的差异”。
我相信潘、黄两位教授也会非常乐意赞成如下看法，即问题本身比学科归属更重要。这里不妨重温人称“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先生的一段话。他多次强调自己看着像是做学问，其实志不在此。他说：“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学界固应如此，业界又何尝不然？
（时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见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３月上。这是应邀在该刊写小专栏的第一年之第三篇）
本文转自公众号 | 阁楼边缘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