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5期
认识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
近代之前，中国是有独特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但这一知识体系因为缺乏和世界知识体系的对话而被边缘化。从这一历史教训来看，自主知识体系不在于其独特性，而在于其所具有的对世界的解释力，以及和全球知识体系的对话能力。何为知识？按照柏拉图的定义，知识是得到了充分论证的真的信念。通常，话语权是以知识理论体系为基础的。这应该是提倡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所在。不过，也有学者提醒，在纠正“以西释中”的努力中，很多学人不经意间陷入了“中国特殊论”，这将强化“欧美谈普遍，我们找特殊”的当代社会科学分工。王铭铭对此类研究曾经评价道，如果不能揭示普遍问题，那么“家园”作为方法不会有真正的理论贡献。所有这些问题表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然指向了理论的创新。
何为理论？理论常常被视为一种能够跨越具体社会环境的洞识，即基于特定时空中形成的、可以用来表达另一个时空的观念。只有经过了严格有效论证的思想或信念才能转化为系统的知识理论。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既与话语权等相关，也涉及具体领域的知识。新闻学恰恰是“西学”“中学”的交汇之地，因此，在这一领域讨论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标本”价值。
由新闻学过去40多年的知识创新路径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其一是“新闻改革”路径。其主要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业界与学界的共同努力，是基于新时期新闻改革而得到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聚焦中国新闻业核心问题，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连续性，“政治家办报”被认为是这一知识生产路径的核心价值关怀所在。其二是“数字新闻学”路径。源于互联网诞生以后，数字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深度媒介化社会的新场景下，数字新闻业的行业实践和学界研究的新发现，技术对传播关系网络带来的改造是这一知识创新路径的核心价值关怀所在。
如果将两种路径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当前新闻理论创新的内在冲突。其中，“新闻改革”路径是中国新闻业面对发展新格局的传统知识生产路径，“政治家办报”是其核心价值关怀，但又明显源于传统社会和传统新闻业的假设，即传统新闻业是以媒体为中心的新闻业，以媒体为中心来开展对整个新闻业的研究。而从数字新闻学的路径来看，多元异质的行动者网络是数字新闻业的行业实践主体，机构媒体只是这一网络中相对重要的一个节点而已，但已不再是数字新闻业的全部了，数字新闻学的理论指向也不能再以媒体为中心。
上述两种研究路径导致新闻学的知识创新面临对立和撕裂。如果沿着“新闻改革”的理论路径展开理论建构，必然落入到了传统新闻业“以媒体为中心”的旧框架中，而与数字社会和数字新闻业格格不入；反过来，如果将数字新闻学作为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天花板，则会发现，该领域的理论关切更多聚焦于西方社会内在的问题，而常常对中国问题视而不见。例如 “政治家办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中国新闻改革的核心问题清单基本上没有进入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关切视野。
由此来看，上述两种研究路径都无力单独成为新闻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坐标。面对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时代问题，高晓虹提出，实践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的基本特征，回应并指导解决实践问题是新闻学理论的根本任务；胡正荣也提出，就全球新闻传播研究趋势来看，已经形成了显著的实践转向。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础性的新闻学理论创新场域，即，必须回到中国新闻改革实践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同时以数字新闻业的行业实践主体——“行动者网络”为研究对象。或许这一创新的实践转向会帮助我们窥及自主知识体系的面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