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徽州木雕，之所以有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徽州位于安徽省的最南端。徽州府下辖歙县、休宁、黟县、绩溪、祁门、婺源六县，这里风光秀丽，林木资源非常丰富。常见的有松木、杉木、梓木、樟木、柏木、银杏树等亚硬或软木。为徽州工匠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资资源。他们选用质地细美、纹理清晰、材质柔软、易于雕刻的木材，或直接进行创作，或先进行选材雕刻，完工后再与构件结合起来。创造出形式多样、雕刻精美的徽州木雕。
文风昌盛的熏陶
明清之际，徽州经济繁荣、文风昌盛。“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很多，达官显贵代不乏人。徽州乃为程朱理学之发源地，琴棋书画，篆刻金石，还有徽商、徽医、徽菜，新安书画，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派盆景，古建筑，竹木砖石雕，徽墨歙砚，澄心堂纸等。发达的文化促进了雕刻艺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匠师艺术创作的水准。有些徽州工匠本身就是具有很高学识的士人或书画家，他们经常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创作，就如同画家、书法家一般，讲究章法气势、笔墨思绪。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徽州雕刻艺术层次的提升。徽州地区现存大量艺术价值极高的明清民居和明清家具，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徽商们炫耀富有的推动
在古代，徽州地区山多地少，人多地少，如果依靠传统的耕作将难以糊口。正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生存资源，徽州人自宋代以来就不断地向外寻求发展，徽州人“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勤劳的徽州人一代一代从“山限壤隔”中走出去，靠贩运盐、茶、山货、文房四宝等发家致富。 闻名于世的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到了明成化年间(1465—1485)因实行新盐法(即开中法)，徽商遂腾飞于中国商场。清初顺、康、雍、乾已是黄金时代。《歙县志》(民国许承尧撰)称：滇、黔、闽、粤、秦、晋、豫、淮、鲁、浙、楚、燕、汉等都有徽商活动。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徽商中不少人善于运筹，拥有雄厚的资金，有不少地方的经济命脉几乎为徽商所控制。如扬州客籍八十名巨商中，徽商占去六十;浙江三十五名著名盐商，徽商占去二十八名。《歙县志》载：“两淮八总商是(歙)人恒占其四。”乾隆年间徽商中更有积资达千万以上者，乾隆帝弘历下江南接见全国八大臣商中，其中四位是徽州巨商，所以魏叔子说：“徽州富甲江南”。徽州从明中叶到清嘉庆、道光、咸丰时，在商界称雄三四百余年，其经营地域之广，项目之多和资金之雄厚，都为当时商界一时之冠。徽商巨资者多，除了扩大资本牟利致富，追逐无止尽的高额利润外，他们还利用这些巨额去课税，捐输奉纳给封建王朝;捐纳兴办教育，以培养扩大其封建势力;还有割族田、建祠堂，盖大厅，修坟茔，撰宗谱，以强固封建宗法制;再就是将大量利润耗费于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在本籍“以豪侈自喜，浆酒藿肉，奉养逾王侯”。他们争阔斗富，大兴土木重建祖居，“家宅宏敞”，“有园林池榭之胜”。《歙县志》载：“商人致富后，即回家修祠堂，建园第，重楼宏丽”，荣宗耀祖，标榜孝义，炫耀富有，为自己树碑立传。虽然徽州人靠经商发家，但在传统的儒学思想熏陶下，徽州商人们的骨子里仍然坚信“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因此，他们又靠“以商从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的策略，带动了徽州文化中商和学的良性循环。大盐商鲍尚志自称生平有三愿：一是为二代建坊表;二是认引地为配商;三是子孙入学读书能成。在这种情况下，为夸耀门庭和教育子孙，徽商们在兴建祠祀、牌坊的同时还大力推进教育，集资办学堂，以他们雄厚的资本为后代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所以，他们的庭院建筑除讲究栋宇鳞次、宅院相贯、豪华舒适之外，更追求细部装饰的美轮美奂。大厅的梁架、窗户、格扇门、雀替、楼梯都是木雕的用武之地，力求细镂如画，并描金饰银，看起来十分富丽堂皇。据传，修建徽州“承志堂”共耗资白银60万两，而全部的木雕由20个工匠雕刻了整整四年才得以完成，仅在木雕上所镀的黄金就达100余两。徽商的经济实力给能工巧匠们提供了无尽的发挥空间，而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也对徽商们的思想起到巨大的影响，这些都从客观上促进了徽州木雕的迅速发展。
徽州木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古徽州的社会生活、不同阶层的情趣向往。匠师们大都是采用精雕细刻的手法来表现古人的劳作，给人以返璞归真之感。其所具有的深刻儒学文化韵味、独特的雕刻手法、浓郁的乡土气息等元素，综合构成了徽州木雕在中国雕刻界独具特色的特点。它集雕刻、历史、文化、民俗、艺术于一身，具有非常强的魅力，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到徽州研究、探寻。
(本文作者系歙县博物馆保管部主任)
